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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法院依法未支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敲诈勒索25万的犯罪事实,当事人减少刑期四至五年
作者:朱义全 来源:未知 时间:2021-12-17
案件结果:法院认为,指控被告人杨某某敲诈勒索罪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人具有索取财物的故意,但从现有证据来看,达成补偿协议系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城市管理局人员分别与被告人及青岛某公司协商的结果,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青岛某公司给付财物系受到被告人的威胁、胁迫,故对公诉机关的此项指控,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山东省量刑指导意见,敲诈勒索25万元,刑期在四年至五年。

杨某某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妨害公务罪、敲诈勒索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杨某某家属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涉嫌伪造身份证件罪、妨害公务罪、敲诈勒索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过阅卷、庭审,本律师在详细了解本案案情后,现结合庭审情况发表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采纳。辩护人认为,青岛市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合法性公务前提不存在,杨某某并未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实施妨害公务的行为,其行为亦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详细辩护意见如下,请合议庭依据法律和事实予以采纳。
关于敲诈勒索罪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无具体明确的被害人,金钱交付与阻碍强制拆除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1、青岛华川绿城置业有限公司不是被害对象,被告人并未直接接触吴某某
其一,关于拆迁补偿款的谈判对象,未有青岛华川绿城置业有限公司人员。根据城管负责人陈某某及其工作人员田某某证言及被告人杨某某供述,指控被告人敲诈的25万及3万,然而该谈判对象为陈某某,系陈某某与杨某某两人谈判确定的,且该款项为地上建筑物补偿费。青岛绿城置业有限公司并未直接与被告人有直接面对面的沟通,甚至被告人根本不认识绿城公司经理吴某某。
其二,青岛绿城华川置业有限公司并未也没有职权参与拆迁的联合执法。涉案的拆迁费用系由陈某某确定的,不可否认,城管系维护市容的重要部门,陈某某作为城管队员负有法律上规定的程序告知义务和实体上获批的拆迁权力,其代表政府执行公权力,如何会受到了被告人的胁迫?而青岛华川置业公司总经理吴某某不在现场,更是如何受到了胁迫?至于陈某某与吴某某如何沟通则系其双方的事,与被告人无关。
2、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阻碍拆迁与取得补偿款直接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其一,并非因为先有了非法占有目的才开始使用了泼汽油的行为,而是先有了违法强拆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进行的谈判,在强拆来临时才有了维权的手段,最多也是维权过度,并非通过自残或伤人的手段来获取补偿款,因而非法占有的目的前提不存在。
其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要素,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线,是刑法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行为与结果均应当是犯罪构成要素,被告人取得了拆迁款,但是青岛华川绿城公司并未系被告人实施了胁迫行为而交付了财物。被害人青岛绿城公司并未受到强制胁迫或者暴力威胁,并非因其内心恐惧而交付财物。从本罪的构成要件上看,本案并不符合受到威胁---内心恐惧----交付财物的犯罪构成。本案中,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可以看出本罪的被害人或者被敲诈的对象应当属于自然人,青岛绿城公司负责人交付的28万系代表公司的行为,公司没有受到意志强迫自然无法构成敲诈勒索。因而交付财物与阻止强拆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关于妨害公务罪辩护意见
一、青岛市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违法强拆,合法执行公务前提不存在。
(一)行政拆迁系行政强制行为,应当于拆迁前告知被拆迁人申辩、行政复议的程序性权利。
《行政强制法》系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6741号判例,强制拆除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做出决定机关并未强制执行权限,城管局并未权限执行拆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陈某某(卷二)证言“问:你们拆违钱是否履行了公告等相关程序?答:我们履行了,提前好长时间我们就把公告贴在他家门上了”。陈某某作为城管拆迁的负责人只是履行了张贴拆迁公告的程序,并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第34条、第35条、第44条履行程序申辩告知、行政复议诉讼告知的程序性事宜,拆迁行为本身违法。
(二)行政拆除措施的做出主体应当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陈某某证言称拆迁系由世园街道办及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火车北站大队组成的联合拆迁,但是未提供任何李沧区人民政府责成李沧区城管局做出强拆的具体措施。
(三)相关刑事及行政司法判例已经确定城管局违法强拆的行为不属于合法的执行公务行为。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查询如下类似案例,如下案例在部分情形及事实方面与本案存在相似之处,对于本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引发《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该意见第十条及其他条文均规定了应当遵照已有的判例,保持同案同判。如下七个案例中,裁判法院有最高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刊载的典型案例以及其他省份类似案例,有行政案例、刑事案例,供合议庭在试用法律时予以参考,详细案例参考意见在开庭庭审前已邮寄提交给法庭。结合如下案例,可以分析出,城管未履行告知程序,拆迁行为违法,城管局不具有行政拆迁的执法权,合法性工作前提不存在,妨害公务自然不能成立。北京刑事律师 朱义全
 

序号 裁判机关 裁判结果 本案参考价值
1 最高人民法院 城管不具有拆迁主体资格,强制拆迁违法 本案城管作为拆迁主体即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其亦是行政处罚制作主体---“限期拆除”,因而依照上述判例精神,城管无权强制拆除,其强拆行为违法。
2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鲁02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 本案城管未经法定程序,自身径行直接作出限期拆除的通知系违法。
3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石行终字第00057号行政判决书 本案城管未履行程序告知义务,未告知杨某某有权申请复议或提前行政诉讼,径行作出了限期拆除的决定,该决定本身违法。
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冀行终628号之一行政判决书 拆迁前未告知程序,强行拆迁系违法拆迁
5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冀08刑再2号刑事判决书 拆迁行为违法,妨害公务的前提不存在,指控妨害公务的犯罪不能成立。
6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粤51刑终103号刑事裁定书 刑事审判庭在庭审中审查拆迁过程的合法性,在未经正当程序的前提下,正当公务行为不存在,指控妨害公务犯罪不能成立
7 2018年11月29日第006版《人民法院报》案例评析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1刑终103号   职务行为因程序严重违法,执法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从而阻却妨害公务罪的构成。
 
妨害公务罪及敲诈勒索罪综合性辩护意见
辩护人再对于本案敲诈勒索罪与妨害公务罪二罪发表综合性意见,公诉机关在2020年2月26日以追加起诉的方式对被告人杨某某追加了敲诈勒索罪与妨害公务罪两个罪名,二罪证据材料均为一套卷宗,因而部分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存在重合和交叉,统一发表辩护意见。
一、据以定案的言辞证据相互矛盾,被害人与证人之间、证言之间无法印证,言辞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客观物证缺失,在案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1、被害公司副总经理吴某某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无证据证实其曾参与拆迁和谈判。
该证言并不能完整反映其受到了强迫、胁迫的意志压制,而被迫交付了25万元补偿款,该款项并非基于被迫交付,关于是否达到现场其陈述无法与陈某某证言相印证,城管局陈某某证言可以进一步说明,其并未到达案发现场,整个谈判的过程其并未参与,因而涉及款项时吴某某没有与被告人进行价格谈判。另外,吴某某的在公安机关录取口供的时间为2018年8月27日,在案发后一年三个月,在上述城管局工作人员报案一年以前,而公安机关立案时间为2019年9月5日,吴某某的这份笔录产生于立案之前一年,且无受案回执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不具有合法性,其录取被害人称述不符合法定程序,该合法性及真实性存疑。
2、证人陈某某与田某某关于谈判的具体细节存在矛盾。
其一,卷宗中有城管局两名工作人员,二人为同一单位上下级关系与本案存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该言辞类证据不属于被害人供述,若被认为其属于证人证言,其是现场强拆的参与人又是报案人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小。其二,两名城管工作人员对于现场的描述相互矛盾,无法印证。关于同被告人谈判的具体细节上,二人证言完全不一致。
首先,在2019年8月1日田某某的笔录第2页“接着杨某某就回到了自己用集装箱搭建的小屋里面,突然拿出一个冰红茶饮料瓶,里面装着一些液体……我就跟我们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了,就让同事们先撤出去,我和领导隔着窗跟他谈,谈了一会儿,杨某某的老婆也来了,我和我们领导就给杨某某他们两口子做工作,做了一阵思想工作后,杨某某同意了就走了”。
其次,在2019年8月20日陈某某笔录第3页证言为“后来杨某某退到房间里,把门锁上就不出来了,杨某某的妻子也到了现场……后来我们就商定我和杨某某进去在详谈一下。当时进到杨某某的集装箱板房里,有我、杨某某、还有他的一个邻居”。从如上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具体谈判的人物、细节、屋里还是屋外二人做了完全不同的描述。田某某说在屋外由他(田某某)、领导和杨某某谈的,陈某某说是在屋里由他(陈某某)、邻居三人谈。
因而,该二人证言不具有可信性,再因其为城管人员与被拆迁方本身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更弱,加上其相互矛盾的陈述,依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审查证言时应当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第8款“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因而,该二人证言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3、相关物证缺失,无法对上述言辞证据予以补正。
其一,无证据证明冰红茶内部分为汽油,该饮料瓶子及液体未提取;指控被告人挥舞铁钳,而无该铁钳的实物证据。该两物证既无照片,亦无实物,指控的事实无证据证明。另外,起诉书指控泼洒“疑似汽油”,公诉机关不能以“疑似”作为指控的依据,所有指控事实需要达到“清楚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田某某证言(卷二)其自称见到“问:怎么确定他往身上和你们同事身上泼的是汽油?答:能看见那是黄色液体,而且有很大的汽油味”“问:后来杨某某为什么同意拆除这些违章建筑了?答:我们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才同意”。陈某某(卷二)亦是通过嗅觉猜测性判断冰红茶内液体为汽油,关于汽油的判断二人系自己个人肉眼及嗅觉感知后的猜测,并未有客观证据予以补正。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75条“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该证据并未客观证据予以补正,依据前述司法解释证人猜测性判断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其二,李沧区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局与世园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出的《限期拆除通告》,卷宗中未见该通告的原始文件,书证内容缺失、无法还原拆迁通告的内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该条规定明确了在相互矛盾的言辞证据采信时更应当依靠客观证据予以判断,案件定性不能依赖双方言辞证据,亦不能将唯一的物证作为定案依据,否则偏离了刑诉法重依据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第六条“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刑诉法司法解释》 第七十条“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的,可以拍摄、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
4、青岛华川绿城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权属到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00201604045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00201504018号,青岛绿城公司的土地权属到期,土地证作废(理由略)。
综上,本案中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被告人采取了泼汽油方式威胁城管局人员,仅两名证明力度较弱的现场参与的城管人员提供的与被告人相矛盾的证言,关于泼汽油的事实在仅有言辞证据时,无法相互印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二、未经合法立案程序侦查,指控敲诈勒索及妨害公务罪名未经侦查机关立案。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起诉各自行使其职权,公安机关享有侦查权,未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起诉无法定依据。关于人民检察院追诉的被告人涉嫌敲诈勒索与妨害公安案件,无任何立案材料,案卷中青岛绿城华川置业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的报案笔录,该笔录形成于2018年9月27日,然而,本案敲诈勒索罪及妨害公务罪系因案发于2019年3月的因被告人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上访被立案侦查。换言之2018年9月立案手续欠缺,后两个罪名侦查无法定依据,指控被告人犯敲诈勒索及妨害公务罪违背了刑诉法关于三机关分工负责的法律规定。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出具回执”。 第一百七十五条“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
综上,指控妨害公务犯罪事实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5月,而田某某报案的时间为2019年8月1日,系本案伪造身份证件罪被立案侦查之后,时间长达两年如何能真实还原整个案件事实?又因被告人多次上访给当地政府带来了维稳压力,追加的妨害公务及敲诈勒索两个罪名立案侦查的正当动机值得怀疑。
三、妨害公务罪与敲诈勒索罪为同一行为触犯了不同罪名,二罪名为行为竞合应当按照一罪处理。
公诉机关在2020年2月26日以追加起诉的方式对被告人杨某某追加了敲诈勒索罪与妨害公务罪两个罪名,但是综合全案的卷宗及证据,两起追加的犯罪事实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为之前侦查机关在对被告人伪造身份证件罪的犯罪事实时予以立案,该两起新追加起诉的犯罪事实并未有新的案件证据及卷宗材料。刑事律师 朱义全
敲诈勒索罪与妨害公务罪的事实均起因于城管人员对杨某某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所谓的“敲诈行为”“妨害公务行为”。
辩护人认为,从量角度,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应为单一犯罪,触犯的罪名亦为单独罪名,应当将二罪予以分析,从想象竞合的刑法理论上看,二行为应当被一次性评价,不应当重复性评价。从法律规定角度,《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未规定在妨害公务行为发生时有其他行为时应当另行依照其他再次定罪处罚,因而公诉机关指控敲诈勒索不能予以成立,即使二者存在竞合,亦应当以一个罪名予以定罪。
关于伪造身份证件罪辩护意见(略)
 
综上,辩护人认为,指控被告人构成妨害公务及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尚有合理怀疑无法排除,拆迁被告人搭建设施未律协合法告知程序,合法性公务前提不存在,因而指控被告人被告人犯妨害公务机敲诈勒索的罪名无法成立。
以上意见,肯请法庭采纳!
此致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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