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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律师怎么讲述新故事
作者:朱义全 来源:庭审精英 时间:2021-05-29

     “积极辩护”思路并没有得到律师界的普遍接受。我们需要从这一案例中的辩护经验出发,提出一套关于“积极辩护”的特殊操作逻辑和艺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积极辩护”需要建立在“消极辩护”无路可走的前提之下。

在与辩护律师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笔者经常发现,不少律师经常不顾公诉方的指控逻辑,而通过与在押被告人的会见以及相应的调查取证活动,就提出了本方的另一种事实逻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请先弄清楚公诉方的指控逻辑,先将其指控事实予以推翻,然后再来论证你提出的新事实和新逻辑”,否则,这种自娱自乐的辩护,是根本不可能说服法官的

换句话说,辩护律师通过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以及与办案人员的沟通交流,一定要发现公诉方的指控逻辑或者指控体系。也就是公诉方根据哪些证据来认定被告人构成了怎样的犯罪事实,在刑法上构成什么样的罪名。为此,辩护律师需要全面了解公诉方的证据体系,彻底弄清楚公诉方的“故事”

要知道,这种故事存在于案卷笔录之中,存在于侦查人员、公诉人的思维逻辑之中,并得到了控方证据体系的支持和证明。当然,辩护律师在接手此案之后,尤其是在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之后,后者可能会讲述一种与公诉方的指控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律师经过全面审核,假如发现公诉方的指控证据体系是非常严密的,所有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也不存在法律上的漏洞,那么,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消极辩护”是没有太大空间的。只有到了这一步,律师才能考虑通过提出一个“新的故事”,来推翻公诉方的指控逻辑。

其次,在公诉方的证据体系足以证明各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时,辩护律师就要另辟蹊径,提出新的事实,以证明被告人行为的合法性了。

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公诉方已经在形式上满足了基本的证明责任,也就是完成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成立的责任。而到了这一地步,假如被告方继续无所作为,或者仅仅保待沉默,那么,公诉方对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明就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了,法官只能对公诉方指控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裁判的依据。

正如被告方提出正当防卫的抗辩一样,辩护律师假如提出了一项新的事实,以便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具有合法性,那么,他就必须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的成立。而没有新的证据,或者不能对此加以证明,则这种新事实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再次,在提出新的事实之后,辩护律师不能仅仅依赖于公诉方案卷笔录中既有的证据材料,而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获取新的证据材料,以便对新事实的成立加以证明。

新事实的成立需要建立在新证据的基础之上。通常情况下,律师仅仅依靠既有的案卷材料,是根本无法证明一项新事实的。而要完成这种证明过程,辩护律师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活动,以便发现那些为侦查人员和检察官所忽略的证据材料。

当然,在收集到若干这类新证据之后,律师也可以结合案卷笔录中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来共同建构一种新的证据体系,以便支持新事实的成立。

最后,辩护律师对新事实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而只需达到令法官相信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就足够了,也就是达到民事诉讼的胜诉所需要的证明标准。

其实,只要想一想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但书、豁免等事项的证明,根本不需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而只需要达到民事诉讼的胜诉标准,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考虑到公诉方与被告方在取证能力方面处于显著不平等状态,被告方对其所承担证明责任的事项,永远不需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那种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永远只适用于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问题。因而,律师在从事积极辩护的过程中只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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