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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昌故意杀人案申诉书
作者:朱义全 来源:未知 时间:2021-05-29
申诉书
 
申诉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住址:               
 
请求事项
作为当事人张某昌的妻子,申诉人认为辽宁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辽宁省高院(2015)辽刑*终字第**号刑事裁定、(2017)辽刑申**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不当,严重影响对当事人张某昌的的公正裁判,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依法提出申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理由如下:
一、张某昌虽与李某洋有小的利益纠纷,不能因此推测张某昌有杀人的动机。
二、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李某洋服用呋喃丹是张某昌投放。
三、张某昌血样中毒品含量是两次洗胃,并采用利尿、排毒后的数据,与李某洋的含量对比无意义。
四、现在有证据不能排除李某洋药品由其自己投放,而导致张某昌中毒的可能性。
五、本案多个重要证据(血样)没有调取及扣押笔录,故因此而产生的衍生证据均应予排除。
六、三个水杯均检测出呋喃丹,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有第三人在案发现场
七、张某昌笔录记载内容与实际陈述不符,一审应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予以核实。
八、还原三种可能的案件事实
 
 
现将上述理由细述如下:
一、即使张某昌与李某洋有小的利益纠纷,不能因此推测张某昌有杀人的动机。
张李二人关系尚好,一审法院片面地采信了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称二人曾有利益冲突,从而得出张某昌产生杀人的犯罪故意。
一审辩护律师提供了多名证人出具自书证言,证实二人关系很好,也有证人证实同村人中也有人曾买过呋喃丹“药”鸟,可见呋喃丹在当地并不罕见,属于常见的市场流通物品,不能因张某昌买呋喃丹便直接得出张某昌有故意杀人的故意。
实际上,即使双方存在小的利益冲突,也属于一般的利益纠纷,尚未达到产生故意杀人的犯罪程度。何况张李二人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张某昌在案发当天也只是在酒后表示李某洋“不够意思”而已,并没有以恶言相伤。司法实践中,持刀伤人致死,在无证据证实有杀人的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一般定故意伤害(致死)罪。
与本案对比,假设存在较小利益纠纷情况下,又怎么能直接推定张某昌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呢?
二、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李某洋服用呋喃丹是张某昌所为。
案卷中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实张某昌给李某洋投毒。张某昌供述其曾为了药鸟而购买过两瓶呋喃丹,购买后从市场上拿回并放在家中的电脑桌上,该电脑桌位于案发现场的同一房间内,从购买到放置在家中,瓶身存在有张某昌的DNA是很正常的,不能因药瓶上存有张某昌的DNA即断定李某洋体内检出的呋喃丹就是张某昌抽放的结论,不不能因为药瓶上没有李某洋的DNA就排除李某洋自己投放的可能性。
证人邱某某证实案发当晚其到现场后看到了药瓶“我拿起药瓶看,上面也没有字”,既然证人拿起药瓶没有在瓶上留下NDA,就存在李某洋拿起药瓶投放呋喃丹的可能性。
在瓶盖上没有检测到任何人的DNA,现有证据也不能药物是张某昌拿出来的,不能证明药瓶是张某昌打开的,亦不能证明是张某昌投放的。
三、现在有证据不能排除李某洋药品由其自己投放,而导致张某昌中毒的可能性。
首先,在案发现场只有一个小瓶,那这个小瓶内还剩余几克呋喃丹,案发现场粉末状味喃丹有几克,杯壁上有多少?一个小药瓶能装多少呋喃丹?扣除现场发现的数量后,是否要以达到李某洋致死、张某昌中毒的数量。
其次,多名证人证实案发现场有呕吐物,现场勘查没有记载现场有呕吐物,并记载案发现场“因有家属收拾,已被破坏”,但现场扣押了两团布团(证据6)及团着的手纸(物证7),我们有合理的理由推测,该布团及手纸是用于擦拭李某洋及张某昌呕吐物,但侦查机关并没有对证据6和7是否含有呋喃丹,以及是否含有张李二人的DNA,含有呋喃丹的浓度进行鉴定。全部刑事诉讼阶段,没有对药瓶装了多少呋喃丹,纯度是多少,是否足以达到死亡和中毒的量进行调查,如果查证没有达到死亡和中毒的数量,是否还有另一瓶呋喃丹的存在呢呢?
最后,张某昌从始至终均证实其买了两瓶呋喃丹。证人禇云凤在第一次笔录及庭审上均证实案发现场有一个空的玻璃瓶,里面有白色的药面,玻璃瓶旁边有两个玻璃瓶用的胶皮盖。但现场勘查却只有一个带有张某昌DNA的小药瓶,玻璃瓶用的胶皮盖不是常见物品,在案的小药瓶距离玻璃杯距离相对较远,禇云凤的证言可以直接证实,当天应该有两个药瓶在案发现场出现过,既然一个药瓶上有张某昌的DNA,那另一个药瓶上是否有李某洋的DNA呢,是否存在一个服用一瓶的可能性?至少我们是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的。
四、张某昌血样中药物含量,是经过两次洗胃并采用利尿、排毒后的检测数据,与李某洋的含量无对比意义。
公诉机关根据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李某洋的血液中呋喃丹的含量为1120ng/ml,张某昌的血样中的含量为52.4ng/ml,以此推断张某昌故意杀人后为隐瞒事实,自己也服毒的事实是错误的。
证人邱某某等人到现场后,邱某某看到张某昌“坐在炕东边,北靠墙,嘴里和鼻子里都出沫子”“李某洋跪在炕沿旁边,面朝南,脑袋趴在炕沿上,嘴和鼻子都往外出沫子,还有鼻涕似的粘乎乎的液体”。
根据八道壕镇中心医院院长邱某、医生吴某和护士边某兰的证言证实,2日晚上10时左右张某昌被群众扶进医院后,马上进行了洗胃,医生得知还有一个喝药的,便让人把李某洋抬进来进行抢救,张某昌洗胃后与李某洋分别乘坐医院的救护车到黑山县医院进行抢救。
黑山县医院第一次《首次病程记录》记载“治疗计划,迅速清除毒物,加速毒物排泄,有效解毒药物应用”“入院后给予利尿,补液对症治疗,交待病危随时发生意外”,出院小结记载“给再次洗胃,排毒”,张某昌于2日22:50分入院,23:30分出院,在黑山县医院治疗共40分钟后,于3日1时31分转入沈阳陆军总院治疗。报案人李晶晶证实,李某洋到医院后被抬到老楼的抢救室,因洗胃机器出了故障,又将李某洋抬到新楼三楼抢救室准备洗胃,抢救无效后报电话报警。
从治疗过程分析,张某昌经过镇卫生院和黑山县医院两次洗胃治疗,以及县医院“利尿、补液、排毒”治疗后到陆军总院治疗。
而侦查机关提取的血样是在陆军总院提取的,即侦查机关提取的张某昌的血样是经过上述治疗后的血样。张某昌口服的呋喃丹因中毒后呕吐、两次洗胃及利尿、解毒后,此时距离服药已过去四个小时,消化道内的呋喃丹因洗胃被清理干净,已被身体吸收部分又经利尿和解毒等治疗手段排除体外。
该结论通过酒精检测报告也能得到验证:多名证人证实张某昌在卢旺家饮半斤白酒后到盖利又饮两杯白酒,锦州市公安局检验报告证实张某昌的血液中没有检出乙醇,不是张某昌没有喝酒,而是因洗胃和利尿的方式将消化道内及血液中的乙醇排除到体外,故检测不出乙醇。而同样饮酒的李某洋却在其血样中检测到152mg/100ml的乙醇含量。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某昌服用了与李某洋相同数量的呋喃丹,只不过李某洋的死亡与在镇卫生院及黑山县医院均未能及时进行洗胃有直接关系,而张某昌系经过两次洗胃及利尿解毒治疗才得以生还,幸免于难。
综上,李某洋与张某昌体内呋喃丹含量已无对比意义。不能因此推定张某昌服药量明显少于李某洋的结论。
五、本案多个重要证据(血样)没有调取及扣押笔录,故因此而产生的衍生证据均应予排除。
第一,警察学院的鉴定报告没有明确采集血样的时间,鉴定报告中并亦未标注血样的采集时间。
根据2014年1月9日黑山县公安局的办案说明记载:我大队侦查员于2014年1月3日凌晨2时在沈阳陆军总院急诊血液检验科内提取的张宝晶血样,《受案登记表》记载,本案接报地点为黑山县公安局八道壕镇公安派出所接李晶晶报时间为1月2日23时50分,报案理由是张宝晶饮酒后中毒,在黑山县医院已经死亡。经查二地相距160公里左右,正常行使时间在2小时30分左右。调取血样的部门为刑侦大队,按公安机关内部案件流转程序,接案的派出所如确认是重大刑事案件应转交刑侦大队侦查,从接案到刑侦人员到达沈阳陆军总医院提取到张某昌的血样在二小时十分钟的赶时间内完成不符合常理。
第二,本案血样不能因侦查机关一张《办案说明》说明血样来源的合法性。
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调取证据需要形成调取笔录及扣押清单。本案中张某昌及李某洋的血样来源均由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其来源问题,按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显示,血样是在医院提取,应由侦查人员形成提取笔录及扣押清单,依法提取。《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提取笔录,扣押清单的,不能证明证据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综上,本案中关于血样的调取均无提取笔录及扣押清单,固此该血样而形成的衍生证据均不能作为指控张某昌犯罪的证据使用。
六、三个水杯均检测出呋喃丹,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有第三人在案发现场
根据警察学院的检测报告,三个玻璃杯内均检测出含有呋喃丹,如果按公诉指控张某昌故意杀人的逻辑分析,张某昌想毒杀李某洋,自己服少量毒品隐瞒杀人的真像,那只需要有两个水杯即,一个给李某洋用,一个自己用即可。又怎么排除现场有第三人投毒的可能性?案发现场有三个水杯都检出呋喃丹,检出的DNA的杯子案发时位于哪个位置,与案发时张某昌和李某洋所坐的位置是否相符?按常理作为主人的张某昌一般会在主人的位置,那主人位置的杯子是否检出了他的DNA,杯子里检出呋喃丹的数量及浓度是否比李某洋用过杯子的数量或浓度要高呢?
侦查机关没有对此进行查证,只因李某洋死亡,便得出是由张某昌投毒的片面结论,是极不责任的表现。
七、张某昌笔录记载内容与实际陈述不符,有理由怀疑张某昌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侵犯
抓捕记载称张某昌是1月28日在医院将张某昌抓获,但第一份讯问笔录形成于29日10时52分至11时40分,一共用时48分钟,共六页。
第一、张某昌因醉酒对回家后的细节表示记不得了,因李某洋将他拉醒后,张某昌供述李某洋问“一起死行不行?”后又说“咱两都喝药了,不想一起死就去喊人”,张福昌对酒醉后返回家中发生的事情记不清楚,得知酒后误饮毒药后去呼救是符合常理的。
第二、根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到案后的第一时间即应立即讯问。张某昌28日到案,第一份讯问笔录是29日中午11点左右开始进行讯问,结合张某昌在庭审上称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他说的不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张某昌在28日至次日11时的状况很不堪,侦查机关是否保证了张某昌必要的休息时间,如果张某昌在到案后至笔录形成,其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其精神状态是否适合接受讯问,是存在疑问的。庭审中,一审对张某昌关于“笔录记载内容与自己供述不一致”的主张没有进行核实,我们有理由怀疑张某昌在到案后至次日中午这段时间内,其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该份笔录应予排除。
八、还原三种可能的案件事实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三种事实的可能性:
第一种,因证据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可能性,判处无罪。此情形是上述七方面的分析自然得出的结论,不再赘述。
第二种,根据现有证据定“相约自杀”,定故意杀人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为量刑留下空间。此情形在现阶段司法实践中被普通采用。
第三种,从证据中推出张某昌直接故意杀人的结论,判处死缓。本案用了“推论”方式。
司法实践对死刑案件证据要求极高,有一点证据瑕疵都会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本案即使张某昌投毒的事实成立,证据达到确实充分,根据做案方式,主观恶性,也不至死缓。况且,本案在证据存在重大冲突,很多合理性没有得到排除的情况下,便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两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在错误,亦不符合现在有的司法实践。
恳请贵院进一步厘清本案现有证据,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规范,重新审理此案,纠正两审中的不当之处,对张某昌作出准确裁判。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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